我記憶中的武康路上老洋房

　　

　　

　　

　　武康路是舊上海最高級的住宅區之一。整條馬路上除了有幾棟Artdeco建筑風格（即有著豐富的線條裝飾與逐層退縮結構的輪廓）的精致小公寓樓外，幾乎全是花園洋房。這些洋房的風格多樣，有英國式、法國式、西班牙式等，于上世紀二十年代起開發建造，早期基本都是外國人居住�？谷諔馉幈�發后，有些外國人回國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住了進來。

　　

　　凝結血淚記憶的老宅成了一片綠地

　　

　　今天，在武康路113號（巴金故居）的馬路對面，掛著的是“武康路216弄”的門牌。其實，以前并沒有這條弄堂，而是三棟獨立的西班牙式洋房。這三棟洋房各占約一畝地，門牌號依次為武康路214號、216號和218號。我家218號靠最里面，占地也最大，在馬路邊是看不到的，當年與湖南路262號大宅僅一道籬笆墻之隔。

　　

　　

　　

　　我家在抗戰爆發后不久遷居218號。那時，我的父親平祖仁在國民政府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領導下，在上海開展地下工作。1941年3月29日父親生日當天，日本憲兵包圍房子，抓走了我的父母。1942年1月8日，父親慘遭汪偽“76號”毒手，壯烈殉國。這段往事，在《上海灘》2019年第7和第8期連載的《平祖仁殉國真相》中有詳細的描述。

　　

　　那年我只有3歲，哥哥姐姐正在讀小學，我們在親戚朋友的幫助下改名換姓，東躲西藏。母親出獄后，帶著我們躲避于江蘇泰州鄉下。218號由父親的朋友、著名民主人士趙志游的一個女兒暫住。直到抗戰勝利后我們才回到自己的家中。這棟老宅，有著我們一家人刻骨銘心的血淚記憶，想不到后來被拆除，成了湖南路262號院內的一片綠地。

　　

　　武康路216號，原先住的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個高管，后來成為英商鄧祿普輪胎公司大班的住宅，其獨子約翰是我兒時的玩伴。新中國成立后，外商撤走，這棟樓轉而成為陳氏電化研究所，主人畢業于交通大學電力專業，他的夫人是滬江大學（今上海理工大學）畢業的化學專家。那時，陳氏受政府委托研發壓縮空氣高音喇叭，要求在遠距離外能聽清廣播的聲音。這種高音喇叭曾用于廈門前線對金門、馬祖喊話。陳氏試驗時，將約10尺長的大喇叭架在二樓的陽臺上，人在一樓進行操作，其間發出的喧嚷，以及所產生的各種奇怪的變調噪音，每每令鄰居們為之捧腹大笑。在研制工作完成后，陳氏電化研究所也就關門了。實際上，那時候私人研究所頗為少見。再后來，這棟樓變成了湖南路派出所，現在為民居，門牌號碼是216弄2號。

　　

　　武康路214號，原先的主人姓唐，是民國政府的駐法國公使。他有一個女兒是教皇身邊的修女，地位很高，另一個女兒是鋼琴家，也是我和姐姐、妹妹的鋼琴老師。

　　

　　這三棟洋房均建于1924年，是當時滬上著名的建筑設計所“馬海洋行”設計建造的。房屋外墻全部用卵石砌面，屋頂正面有浮雕及“1924”花體大字�？上У氖�，這些在“文革”時都被毀掉，墻被砌成了水泥墻面，屋頂則補以普通的“1924”字樣。新中國成立后，武康路214號、216號、218號分別被改為216弄1號、2號、3號。而如今僅剩216弄2號一棟樓了。

　　

　　“機器大王”嚴裕棠豪宅的前塵往事

　　

　　我家大門對面是武康路212號，著名的大隆機器廠創辦人嚴裕棠的豪宅。

　　

　　

　　

　　嚴裕棠（1880-1958）是我國民族機器制造業的先驅，也是上海灘的傳奇人物之一。他十幾歲時在一家洋行干雜活，業余跟著一位黃老先生學習“洋涇浜”英語。后來，嚴裕棠進入公興鐵工廠當上了跑街。該廠就在黃浦江邊，主要業務是延攬外國輪船的維修生意。這讓機敏好學的嚴裕棠有了一展身手的機會，生意越接越多。1902年他離開鐵工廠，在楊樹浦與人合辦了一個小作坊，最初僅7名工人，兩間平房，幾臺車床。幾年后，嚴裕棠獨立出來，逐步將小作坊發展成為百余人的大隆機器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大批外國技術人員回國，我國機器制造業“異軍突起”。嚴裕棠抓住機遇，大力發展大隆機器廠，使之很快成為私營機器制造企業中的“大哥大”。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打響，嚴家在楊樹浦的廠房遭到日軍轟炸，損失極大。位于平涼路25號的住宅也因臨近戰區，很不安全。于是，嚴裕棠將目光投向租界，欲另謀發展。他很快將劫后的機器運至滬西，在東諸安浜路上建起了新廠。嚴家人則搬進了武康路上的大花園洋房。

　　

　　

　　

　　武康路212號的原主人是個德國人，在抗戰爆發后將房子賣給嚴家便回了國。這棟都德式花園豪宅，樓高三層，紅瓦黃墻，四周由竹籬笆環繞，環境十分典雅。屋南有一方花園，花園里有小橋流水，四時花卉，別有情趣。樓內的裝潢十分講究，有壁爐和熱水汀。嚴裕棠的夫人非常節儉，她把花園的草地鏟去一塊，在上面種瓜種菜，還時常親自打理，一些初來乍到的客人常誤認為她是家里的園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嚴家當時有一輛最新式的凱迪拉克轎車，綠色的車身，油光锃亮，在路上行駛頗為威風。新中國成立前夕，大隆機器廠已是一個擁有七家分廠的家族聯合企業，能夠生產整套棉紡織機和小型拖拉機，還有自己的煉鋼爐。20世紀40年代末，嚴裕棠與第六個兒子嚴慶齡先后去了巴西和臺灣。嚴慶齡在臺灣刻意發展汽車工業，創辦了裕隆汽車公司，成為當地的“汽車大王”。嚴慶祥（老大）、嚴慶禧（老五）、嚴慶祿（老七）則留在上海，繼續發展大隆機器廠，直至50年代中期公私合營。1958年10月嚴裕棠病逝于臺北。武康路的花園洋房一直由嚴慶祿、錢小錚夫婦一家居住。“文革”期間，紅衛兵把所有抄來的東西堆在他家花園里焚燒，嚴家人被掃地出門，在復興西路的一處小房子里暫棲，直到1984年落實政策，才重回自己的家園。

　　

　　改革開放以后，因嚴家后代大多已移居海外，前些年武康路212號的房子出售給了南京路恒隆商廈的老板。算起來，嚴家四代人在這棟花園洋房里住了70多年，大概是武康路上住得最長久的一戶人家了。

　　

　　周總理親自關心下成立的聲樂研究所

　　

　　英商正廣和老板曾居住過的武康路99號，也是一棟都德式花園洋房，建于1928年，有著陡峭的雙坡大屋頂、半露于外的紅色木架結構，以及二樓寬大的露臺和漂亮的花園。

　　

　　1947年，一對新婚夫婦以20萬美金的價格買下了這棟洋房。女主人是“面粉大王”“棉紗大王”榮宗敬的小女兒榮卓如，男主人是猶太富商哈同的大兒子喬治·哈同。他們重新裝修了一番房子，把所有的地板和護墻板都換成了柚木的，因為喬治喜歡打臺球，還在三樓布置了一間漂亮的臺球房。那張臺球桌是從法國定制的，非�？季�，曾有“上海第一臺”之譽。夫婦倆婚后生育了4個孩子，大女兒就出生在武康路99號。1949年，榮卓如與喬治去了香港，按照當時中英兩國政府（喬治·哈同為英國籍）關于處理英國僑民在華財產的若干協議，此樓最后歸當地房管所管理。新中國成立之初，這里作過市委招待所，潘漢年、魏文伯、王震都曾住過，50年代華東局機要局還在此設立過辦公處。

　　

　　1960年，上海聲樂研究所遷至武康路99號辦公。四年前的夏天，該所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心下成立，獲批8000元初創費，由著名聲樂家林俊卿（1914-2000）擔任所長。林俊卿是福建廈門人，出生在中國音樂之鄉鼓浪嶼，從小受到良好的音樂熏陶。他雖然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醫學博士，但多才多藝，在聲樂與繪畫上也頗有造詣，對“咽音唱法”“咽音練聲法”有系統的研究，出版過好幾本專著。王昆、胡松華、李光羲、馬玉濤、張映哲、郭頌、馬國光、朱逢博等著名歌唱家，都曾到聲樂研究所學習深造過。一些嗓子失聲的演員，慕名前來找林俊卿治療后，得以重返藝術舞臺。

　　

　　

　　

　　上海聲樂研究所的聲樂訓練部主任是戚長偉教授。他祖籍山東，出生于上海，是上海著名牧師戚慶才的兒子。戚長偉有著一副上好的男高音嗓子，就讀滬江大學時曾師從馬革順學習聲樂，后來成為林俊卿的得意門生。作為當時滬上青年男高音的主力之一，戚長偉常在衡山路國際禮拜堂的音樂禮贊以及其他大型音樂活動中獻唱。他不僅在上海聲樂研究所任職，還是上海廣播樂團的首席獨唱演員，被譽為“歌壇宿將”。

　　

　　武康路99號的南墻外是復興西路，設有96路公共汽車站。那時在車站候車的路人，常能聽到從樓里傳來音樂家們的練唱聲。上海聲樂研究所在“文革”中被撤銷，1985年得以恢復，卻搬至北京，現在的名稱是“北京聲樂研究所”了。

　　

　　“文革”結束后，著名實業家、全國政協副主席劉靖基（1902-1997）回到上海，落實政策時被安排入住武康路99號。1980年，劉靖基精心挑選了40件自己收藏的書畫珍品，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其中有宋朝張即之的行書《待漏院記》。而這棟洋房則由其后人繼承。

　　

　　擺放著兩架三角鋼琴的柯家音樂客廳

　　

　　由北往南，從武康路107弄（弄口現已被封堵）原來可通到湖南路，是一條L形的大弄堂，舊稱福園。我父親的上級領導、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顧祝同，以前就住此弄（即湖南路20弄3號，現已拆）�？箲饎倮�后，顧祝同回到上海，我們曾去他家拜年，對那棟老房子很有感情。解放后曾作為氣功療養所。

　　

　　

　　

　　湖南路20弄4號曾住過一戶音樂世家。房主名叫柯蕃枝，廣東人，祖上是有錢的鹽商。作為獨子，他一人繼承了全部家產�？罗�枝小時候在江西九江生活，會說江西話，因此與我母親很談得來。他青年時代畢業于上海雷士德工學院，很有藝術天賦，但是從來不外出工作。

　　

　　柯蕃枝有六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柯子歧畢業于沈陽音樂學院，后來成為了一位鋼琴家，獨女阿咪（小名）畢業于上海音樂學院，彈豎琴的。他家客廳擺放著兩架三角鋼琴，可以進行二重奏，吸引了很多青年鋼琴愛好者來這里開“音樂會”。鋼琴名家傅聰、李名強以及小提琴家汪酉三等，都曾是柯家客廳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傅聰在香港大會堂舉辦鋼琴獨奏音樂會。當時柯蕃枝也在香港，仍舊是一副老紳士的派頭，邀請我一起前去欣賞。演出結束后，我們去后臺看傅聰，老朋友見面很是感慨。

　　

　　柯蕃枝還非常喜歡照相，曾經心血來潮，在靜安寺附近開了一家“柯藝照相館”，并在營業廳里也放了一架三角鋼琴。照相館里放鋼琴，的確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市民，于是生意很好。然而，柯蕃枝不是一個真正的生意人，照片拍出來，一定要他自己滿意才算數，拍不好就重拍。如此一來，照相館做的全是賠本買賣，終于關門大吉。

　　

　　

　　

　　如今在拍賣市場上叫價數千萬元的黃賓虹畫作，柯蕃枝當年在石門路的舊書店里，以十元乃至幾十元的價格買了很多，后來被他帶到了香港和美國。那時，黃賓虹的畫還不是禁止出境的頂級藝術品，由此可見柯蕃枝超群的藝術眼光�？录胰嗽诟�園的老房子里一直住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陸續移居海外。

　　

　　《論持久戰》翻譯在項美麗家完成

　　

　　著名作家邵洵美舊居所在小區的南門是淮海中路1754弄，北門開在武康路，門牌號是333弄。小區內有獨立的花園洋房，也有二層的連體別墅。邵洵美住的17號在一排二層連體別墅的中間，靠近小區的北門，后墻緊鄰武康路。

　　

　　邵洵美的美國女友、《紐約客》雜志的特邀撰稿人項美麗，住在這個小區的9號。1935年來上海之前，項美麗曾在非洲叢林里住了兩年觀察猴子的生長習性，她是個極具個性魅力的女中豪杰。1937年“八一三”滬戰后，邵洵美的出版事業遭受很大損失，于是以項美麗的名義出版抗日月刊《自由譚》和英文月刊《公正評論》，宣傳抗日。1938年5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后，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將其翻譯成英文并向海外傳播，擔任此項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楊剛女士就住在項美麗的家中。在翻譯過程中，項美麗和邵洵美都成了楊剛的好幫手。書譯成之后，邵洵美又承擔了印刷和部分發行工作，包括往周圍外國朋友的信箱里各塞一本英譯《論持久戰》。

　　

　　

　　

　　在同一排連體別墅里，還住著一位著名人物，就是永利化學工業公司的老板、中國化學工業的奠基人范旭東，他被譽為“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范旭東的兒子范果鈞和我哥哥是中學同學。1952年經全國統考錄取，他被分配到解放軍測繪學院讀書。當年在學校里有“三劍客”，另一個叫隋思德，東北人，祖父是東北大財主，解放戰爭時期全家逃難到上海，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上方花園。他們三個好朋友，都是學校排球隊的隊員，常常在我家花園中練習“搏殺”。隋家是一個絕對以男性為主的北方大財主家庭。吃飯時，他家桌上除了老奶奶和大媳婦，其余坐著的全部是男性，而家中其他女性則圍著他們團團轉，等“大人們”吃完才能上桌吃飯。隋思德是長房長孫，自然是重點服務對象，我們也跟著沾了點光，比如他家包餃子，我們的口福就來了。

　　

　　趙志游在280弄創辦劇社宣傳抗戰

　　

　　武康路280弄是一條大弄堂，由東往西直通到興國路，弄內原先的路面以石塊鋪就，別有一番風味。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影星張冰茜就住在此弄，她的妹妹長得更漂亮，可惜由于患小兒麻痹癥跛了一條腿。張冰茜后來嫁給了影星關山，他們的女兒也很有名，叫關之琳。

　　

　　著名民主人士趙志游（1889-1946）曾在280弄10號一棟漂亮的花園洋房里住過。趙志游當過杭州市市長，是上海孤島時期文化界的一面旗幟，與中共地下黨有著多重聯系。他自任社長創辦了上海劇藝社，還成立了天風劇團、中法劇藝學校、大風電影公司，利用自己“中法聯誼會會長”“法租界華董”的身份為掩護，以戲劇和電影的形式宣傳抗戰，在市民中產生巨大影響。趙志游的法國妻子與宋慶齡有著特殊的聯系，宋慶齡在租界召開民主同盟大會，就是得益于他們夫婦的幫助。

　　

　　

　　

　　趙志游后來搬出了大宅，在280弄南側的一個小弄堂里買下一處四合院。這處住房從外表看，就是標準的鄉村民舍，秦磚漢瓦式的外墻，加上黑色竹籬笆圍繞，庭院里種有花木，但屋內卻是西式裝修風格，非常高雅。那時與趙志游共同生活的，是他后來的一位夫人，年輕漂亮，很有風度，我們都稱她為“趙婆婆”。趙志游與我父親交情深厚，電影明星英茵就是經他介紹與我父親認識的。英茵與我父親在險惡的環境下一起從事地下工作，日久生情，成了我們的“好姨”，最后竟不惜為父親舍身殉情，至今仍是文藝界熱議不休的話題。

　　

　　女影迷公寓外癡守廝纏嚇壞孫道臨

　　

　　武康路上除了很多獨立的花園洋房外，還有不少公寓樓。武康路115號密丹公寓，建于1931年。公寓底層住著該樓的看門人老曹一家，我們都叫他“曹格里”。老曹為人忠厚老實，工作很勤奮，對周圍的居民情況也很熟悉。“文革”中造反派顛倒黑白，批斗我母親，“曹格里”挺身而出，說我母親是好人，是抗戰烈士家屬，不能冤枉好人！

　　

　　與密丹公寓成斜對角的是國富門公寓，旁邊連有另一座公寓，著名導演孫瑜（電影《武訓傳》的導演）及名演員孫道臨當年都住在里面。那時孫道臨還是單身，每天從公寓步行到位于淮海西路上的劇團上班。我騎自行車到上海復旦附中讀書，有時我們“同路”。孫道臨演藝出眾，擁有很多崇拜者。當年有一名女子十分迷戀他，每天在公寓的馬路對面守候，一旦孫道臨走出公寓便上前廝纏，甚至跟著去劇團。開始孫道臨還予以勸導，但毫無成效，后來孫被她煩得不敢出門，只得請派出所的戶籍警前來相助。

　　

　　國富門公寓底層當年基本都是封實的，只在臨武康路一側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小店老板夫婦在人行道上養了幾只小烏骨雞，白絨毛，烏黑爪，臉也是黑的，小小的很好玩。從這家小雜貨店再往南，在國富門公寓最南邊的底層，也就是現在的武康路246號門洞邊，有一家猶太人開的皮鞋店，專門為客戶訂做皮鞋，同時兼做假肢和假胸挺背馬甲生意。這個猶太人只雇傭了一個店員，是個老山東。每天晚上下班打烊，猶太老板就把老山東反鎖在里面，門上居然上了七把鎖，直到第二天早晨。1948年以色列復國，猶太人回國去了，把店送給了老山東。

　　

　　武康路最南部到淮海西路為止，轉角上的諾曼底公寓，后改稱武康大樓，底層是商業店面，有著名的紫羅蘭理發廳（今仍在營業），有干洗店，還有藥房及“辦館”（由法文BOUCHERIE而來）。“辦館”出售乳制品、魚、肉、雞鴨及野味等，設備很先進，配有展示冰柜、切肉機等�？梢娚鲜兰o五十年代初的上海，已有類似現在大型食品商店的銷售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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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選自2020年第7期《上海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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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我記憶中的武康路上老洋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