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漢繪畫的題材大體包括三類:第一,以社會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為題材。此類作品的大量出現與當時的社會風尚有關。由于漢代皇帝、貴族、地主生前競相豪奢,模擬描摹現實生活顯示氣派,死后也貪戀現世,欲將現實的生活圖景帶到地下,描摹刻畫于墓室內,因此表現宴飲、戰爭、樂舞、車騎、雜技、風俗、生產等生活實況的題材所占比例最大。第二,以宣揚忠孝節義等倫理道德為題材。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倫理起著規范人們思想和行動的重要政治功用,深得統治階級的宣揚和提倡,因此這類宣揚政教的題材也不少。第三,神怪題材,包含著十分強烈的幻想和浪漫成分,所以這類神怪題材也占有一定比重。

壁畫和帛畫是秦漢時期最重要的實物繪畫種類,也是這一時期花鳥走獸藝術形象最重要的載體。秦漢時期重要的繪畫,大多數以壁畫的形式繪制在各種宮殿、衙署、府第、學校、寺廟等。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壁畫實物是1959年發掘的秦咸陽1號宮遺址壁畫殘片。1979年,在秦咸陽3號宮遺址西閣道東西殘壁發現的壁畫均繪有車馬圖和麥穗圖。東壁北組的《車馬圖》相對完整,圖中共有四馬一車,其造型和著名的秦始皇陵彩繪銅車馬如出一轍。圖中車輿已經模糊不清。馬均為棗紅色,體態雄健,正駕車奔跑,面部有彩飾面具,頸部有白色車軛,腰部有白色或黑色飄帶?坍嬜顬榫实氖撬钠ヱR的頭部,略有高低,神情各異,有的昂首長嘶,有的埋頭疾馳。這是一幅繪在墻壁上的秦代“花鳥畫”作品。及至兩漢時期,自然界中的花鳥走獸已經是壁畫的重要表現對象了。
東漢辭賦家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以夸張的手法記錄了宮室殿堂壁畫中花鳥走獸的藝術形象:“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又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寶而軒髻。虬龍騰驤以蜿嬗,頷若動而躞昵。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繆虬而繞榱。白鹿子蜺于樽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銓伏于柎側,援狄攀椽而相追。玄熊甜談以斷斷,卻負載而蹲咦。”有關這一時期壁畫中花鳥走獸形象的記載還有《水經注》所記:“李剛石室在巨野黃水南,石室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制作工可。”
1972至1974年間,湖南長沙馬王堆兩座漢墓以及山東臨沂全雀山九號漢墓的幾幅彩繪帛的相繼出土,豐富了漢代繪畫的實物資料,彌補了漢初繪畫的空白,使人們對于西漢繪畫的實際面貌有了清晰的認識。其中以馬王堆一號墓彩繪畫最為成熟,是迄今發現的我國最早工筆重彩畫珍品,勾線勻細有力,飛游騰躍,與后人總結的“高古游絲描”相符;設色以礦物顏料為主,厚重沉穩,鮮麗奪目而又諧調;構圖以密托疏,采用規整、均衡的圖案結構與寫實形象相結合的手法,主體突出,上下連貫,豐富而又奇變動人。
此外,在縑帛上的繪畫以及各種工藝品上的裝飾也相當流行,如《前漢書·霍光傳》所載:“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又如《后漢書·皇后紀》載,順烈梁皇后“常以烈女圖置左右。以自鑒戒。”秦代的繪畫實物流傳極為稀少,F在能夠據以了解秦代繪畫面貌的遺物,僅是歷年來從陜西臨潼、鳳翔等地出土的模印畫像磚,咸陽秦宮遺址出土的壁畫殘片、刻紋畫像磚、建筑瓦當紋樣,以及在其他地區發現的少量工藝品上的裝飾圖案等。漢代歷時4個多世紀,是我國傳統美術特定的民族精神與形式風格基本確立并得到進一步發展鞏固的重要時期。漢代統治者非常重視繪畫藝術,毛延壽、樊育、陳敞、劉白等都是后世知名的御用畫工。
關于畫家的情況,文獻上有名字的如王子年《拾遺記》載:“始皇元年,謇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烈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逃駷榘佾F之形,毛發宛若真矣。”這個烈裔就是僅見于記載中的秦代畫家。在《西京雜記·第二》載:“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并工為牛馬飛鳥,亦肖人形,好丑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這六位是西漢元帝時有名有姓的畫家;另在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所載:有“多才藝善畫”的趙岐、“畫云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的劉褒、“工書畫善鼓琴”的蔡邕、“高才過人性巧明天象善畫”的張衡,還有“并光和中畫手待詔尚方畫于洪都學”的劉旦、楊魯等六位東漢的畫家。
此外,有關當時繪畫的理論,散見于文獻記載中較有影響的,如漢代劉安《淮南子》所述的“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論述了繪畫的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問題,指出畫者那種刻意描繪無關緊要的細節,以致失去全貌的傾向,強調局部細節的描繪,要服從整體的大貌。又論述了繪畫的形似和傳神的問題,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是說畫美人西施,只是畫得漂亮,而沒有畫出她那惹人喜愛的神情。畫力士孟賁,只是眼睛畫得大,而沒有刻畫出那使人畏懼的神態,都是因為失去了“君形”,“形”的“君”即神,即是支配外部形象特征的內在精神。這些理論的提出,說明當時的繪畫已經對整體與局部、形與神的關系等問題予以重視。